文|吴俊宇
今年2月，当时疫情尚未席卷意大利时，曾出现这样一幕场景。
两名来自中国的新冠病毒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住了罗马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患者确诊后，这家酒店几乎没有任何客人入住，濒临破产。
危难之际，大量订单前来，但前台发现，消费者并不入住。订购这些酒店房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昔日竞争对手酒店的董事和员工。他们为了避免同行失业，而组织的拯救对手的活动。
这个倡议是由罗马酒店协会主席罗西奥利发起，号召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的竞争者们通过这种方式展开互助。
这种互助，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一阵讨论。在中国弱肉强食的商业环境中，这种行为在围观者眼中似乎难以理解。
然而，这恰恰是意大利曾经作为文艺复兴中崛起的商业城邦延续数百年商业文明的一次侧面展现。作为中世纪的西方商业文明中心，意大利当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城邦在商业上却始终保持商业交流，商业主体间的纽带成了政治主体间始终保持和谐的重要稳定器。
这种商业文明延续至今，形成了一整套默契而成熟的商业文明。企业与企业之间平等竞争却又保持互助，从不落井下石，而是考虑共同搭建成熟、健康、稳定的商业生态。
这套商业文明会发现，它其实真正在意点是三块。
企业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企业无序竞争带来的社会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治理成本，企业在谋利同时，还需维系社会稳定；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是文明的，不应该是野蛮的、食利的，更不应该是劣币驱逐良币的；
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应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社会示范作用，而不是带来社会文明的失序，乃至引发人心焦虑。
坦率说，这种成熟的商业文明，恰恰是中国互联网行业过去多年所缺失的自觉。
商业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打个比方吧，缺乏商业文明自觉的企业就像是个洋洋得意的暴发户，他手上有两个亿，驾驶着豪车，却随意吐痰，言辞粗俗。
具备商业文明意识的企业，则更像是一个知道用美德给财富镀金的谦谦君子。他总会让身边人感到舒适。
在过往的互联网行业环境中，企业过分强调竞争、博弈、股价、市值这些因素。缺乏对规则、秩序以及人的尊重。
某种意义上说，瑞幸事件爆发，其实就是野蛮商业文明下的产物。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带来了无序竞争，攻城略地。这不仅是在消耗自身品牌，更是在践踏用户尊严。
新的经济周期即将来临，我们甚至需要重新审视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瑞幸事件爆发之后，更是需要重新审视自2014年以来的一系列所谓的互联网创新。
几轮风口，如o2o、直播潮、共享单车，很大程度是资本驱动下，一群互联网食利者对社会资源进行挥霍和浪费。
经济学家许小年甚至在《商业的本质与互联网》中直接提到，互联网公司或许提供了所谓的“客户价值”，但是消耗的社会资源可能更多。
简单的“以客户为中心”这种企业价值观或许从客户视角去看是对的，但从社会资源高效利用的视角去看，或许又是错的。
许小年有个观点甚至是这样的：人一定是社会动物和群居动物，互联网不可能取代人们的心理体验、亲情体验和社会体验。
好的商业文明，往往是在创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心理体验、亲情体验和社会体验。它会把企业、社会、个人凝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互惠互利体系乃至社会价值范式。
这其实也是这次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竞争者互助带来的无形社会价值。
反观国内，疫情作为一面镜子，往往也会把那些真正希望构建商业文明的企业给照出来。
商业文明意识较低的企业往往是利用疫情带货做营销，把疫情视为商业机遇。一批公司在做公益的同时开始推业务、拉流量。用一位企业内朋友的来说，这是场“比做广告划算多了”的商业机遇，接下来接比拼的是运营、留存、转化能力。
商业文明意识较高的企业，往往是把更多目光投入思考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对其他正在遭遇困境的企业进行互助。
4月13日，饿了么宣布在全国80个城市包下了近4万块户外广告、10万个酒店电视广告位和480万台互联网电视资源，免费开放给各地中小餐饮商家。这个做法在于降低餐饮企业疫情后的营销成本，尤其是帮助中小餐饮商家找到更多消费者。
在饿了么的倡议中，另一段话很有意思：
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如果被他们诚心的推荐打动，可以走到店里去体验一下，或者打开饿了么app下个单抱住就会暖一点，吃胖了还能再暖一点。
事实上，在疫情后，阿里口碑饿了么所做之事，还有更多。譬如：
提供佣金减免和金融支持；
用数字化和生态能力帮助本地生活行业顺利复工；
提供更大流量入口、更丰富的商家服务工具、更完整的数字化经营能力；
这些做法显然都是在还利于商家。疫情之下，餐饮业面临重挫。西贝、海底捞这样的商家接连涨价，在舆情汹汹下道歉又回调价格——企业事实已经陷入两难。
坦率说，从阿里平台的视角去看，救助平台商家其实也是在救助阿里自己。
从社会视角去看，疫情袭来时救助平台商家，更是在改造互联网急功近利文化，重塑商业文明。
去看这个倡议会发现，饿了么和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的竞争者们所做之事很像，又不像：
某种意义上说，阿里甚至起到了几分“商业协会”的作用，但是又是用阿里这样的数字商业平台把企业凝合在一起，
平台、企业、个人形成了互动关系，它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和示范作用远超其本身的商业价值。
这种“商业文明”和“互助意识”在今天中国互联网行业是鲜见的，也是接下来的商业环境所必须的。
“数字时代的商业文明”这七个字其实也是阿里高层2019年开始不断提到的内容。
2019年“私域流量”这个词走红时，一句笑话是，“我把你当朋友，你竟把我当私域流量”。
你看，“流量”、“交易量”这些词汇其实是冰冷的，尤其是在瑞幸事件中，“流量池”这样一个概念被反复批驳，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用户被视为流量，而不是人。
2019年10月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董事局主席张勇提到了“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以合作为基石的发展新模式：
传统竞争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数字化时代的竞争正在向正和博弈、共赢发展、增量发展的大趋势上演进……数字时代的新商业文明，本质是要回到人本身。从关注流量、交易量，到关注客户、关注消费者、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让商业体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关注客户、关注他人、履行好社会责任，尊重他人、利及他人、成就他人。
从张勇这套话语中你能发觉阿里正在试图一点点重建商业文明、人的价值。
这种价值并非是直接的商业价值，但却是无形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所带来的持久、稳定、长期的营商环境，恰恰是国内过去所稀缺的。
实际上，这种商业文明和商业自觉，也是接下来社会发展阶段所需要匹配的内容。
仓廪实而知荣辱。过去20年，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这些年来的狂飙突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想要更高维度的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个趋势。
这是数字经济的需要，也是实体经济的诉求。因为超级平台正在愈加成为垄断者，某种意义上甚至正在成为“巨型托拉斯”，以至于成为“食利者”。
财新旗下《中国改革》杂志在一篇名为《如何看待数字经济》提到说，要理性看待平台、合理规制和引导平台。
今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名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亟待完善》的研究报告，这则报告中提到了四个点：
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导向，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推动数据共享和依法使用为导向，加快完善数据治理政策。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导向，推进智慧社会建设。
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为导向，加快健全法律规范和破除制度障碍。
在新的商业周期下，企业建构商业文明，其实也是在顺应决策层的新思考，思考未来的中国数字商业环境。
